看好了毛选共五卷，要150元，算了，太贵。其实，我只想要第五卷。

看好了金庸精装全集，标价1980元，要价450元，太贵，不值。

……

书市门票花了三元钱，总得买点什么。最后选了本《亚当斯密文集》，10块。

      上周二，必和必拓最终因为不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放弃对力拓的收购，这场全球矿业领域有史以来最大收购案草草收场。

       尽管中国钢铁业可以为铁矿石供应安全而放心“喘”上一口气了，却也为此付出了约900亿元代价。我们不能不佩服必和必拓的决断，而它更大的成功在于将全球最大铁矿石买方中国“拖”下了水。

　　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涨潮时，恰到好处抛出的“两拓”合并计划加剧了市场对铁矿石价格看涨的预期，中国钢铁业为此放开肚皮“吃”进9000万吨“高价”铁矿石，其最终减值损失可能达350多亿元；而为阻止“两拓”合并成功对中国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中铝公司投资力拓并成为最大单一股东。140亿美元的投资浮亏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44亿元)。仅这两项相加，中方已为“两拓合并”付出了约900亿元代价。

　　交了这些“学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分析人士认为至少有三条：一是用产业资本的制造思维来应付金融资本的战略思维，中方胜算率会非常低；二是产业安全是有边际成本的，不计成本的产业安全极可能是个“伪命题”；三是中国钢铁行业如果无法凝聚成一个代表国家利益的完整主体，我们与三大矿业巨头的谈判可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产业资本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买卖观——需要铁矿石，那就买铁矿石。结果呢？“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跌”。

　　再看看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巨头是怎么表现的？

　　在2008年全球铁矿石长协矿谈判敏感时期，必和必拓抛出了对力拓的并购计划。全球70%的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就掌握在这三家手中，而中国拥有6亿吨的钢铁产能，铁矿石自给量不到50%。并购如果成功，那意味着三家铁矿石供应方变成两家。这样一来，在资源战略上丢分的中方在谈判中几乎难有胜算。

　　中方答应力拓过度的涨价要求和中铝出手购买力拓股份是为阻止“两拓”合并的出招。但在“两拓”合并影响中国钢铁产业安全的警钟下，中方不计成本的“补救”措施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中铝在力拓英国公司每股60英镑的高位介入了，而现在其股价在15英镑左右。当铁矿石价格涨至1800元/吨，中国钢厂销售利润率降至1.4%的时候，中方似乎无法承受谈判破裂的代价，为了死保铁矿石长协机制而放弃了价格底线。实际上，在当时的价格背景下，中方就应该选择放弃。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产业安全真正的威胁不是资源紧缺，而是不计成本。

　　后面的形势变化也超出了中国钢厂的意料。当国内铁矿石现货价格向历史高位发起冲锋时，产钢量占60%的中国民营钢厂已不赚钱，他们迅速减产，最终减产幅度达50%，这意味着近3亿吨的铁矿石需求在短时间内消失了。铁矿石现货价格最终出现崩盘，让一直拥有价差优势的长协矿形成了300-500元/吨的价格倒挂。这让中国大钢厂与贸易商手中的9000万吨矿石豪赌算盘落空。

　　为什么大量中国民营钢厂没有加入铁矿石赌涨的大军中呢？其实说起来很悲壮。在一年一度的铁矿石长协矿价格谈判中，中方只是代表了中国十数家大型钢厂与大型贸易商的利益，只有它们可以享受当时价格优惠的长协矿，甚至可以转手倒卖从中牟利。可以说，中国钢铁行业如果无法凝聚成一个代表国家利益的完整主体，在谈判中基本上没有胜算把握。

　　必和必拓对力拓的弃购，背后真正原因是中国不再疯狂地去购买天价铁矿石了。这打破了铁矿石6年卖方市场的神话，中国钢厂也陷入全行业亏损的痛苦中。但这绝不意味着国际铁矿石贸易进入买方时代。（记者董文胜） (来源：中国证券报)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记者黄豁）

　　延伸阅读：中央媒体析袭警案频发：政府部门不能公器私用

猪通过勤劳致富有5元钱存在老鼠开的钱庄里。猪打算拿这5元钱建一个小窝，大盖要花2元卖地，花3元搭窝。王八是搞工程的，他想在猪身上挣更多的钱，于是找来当投资顾问的狐狸想办法，狐狸说：这好办。于是找来管地盘的狼，开钱庄的老鼠一起来商议，结果王八从老鼠那里借来200元，用100元卖了狼的地，花了3元把猪窝盖好，花了50元给了狐狸咨询服务费，猪没有地，只好求王八把窝卖给它，王八要价500元，老猪说只有5元买不起，这时候狐狸说服猪去向老鼠借钱，老鼠答应借500给猪，前提是要他连本带利还600元，可以分10年还清，并且产权证拿来抵押。结果成交。猪到最后花了600元买来了猪窝，比他原来的计划高了120倍，猪努力了十年去挣钱还贷。在这场交易里面，狼，老鼠，狐狸还有王八都挣了钱。以后他们就如法炮制。更多的猪去贷款买房子了，这时候，当商人的驴看到有机可乘，到老鼠那里贷了好多好多的款，把王八盖的房子都买下来，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猪。猪的还贷期就越来越长，吃的越来越差，小猪崽子也不敢生了。由于猪的数目越来越少，狼觉得这样下去自己没有猪肉吃了，非饿死不可，于是开始调控，不让老鼠再借钱了。但是王八还没有停止盖房，把自己挣的钱和贷的钱全投入生产了。驴手上的猪窝囤积的很多，卖不动了被套牢了。结果，老鼠，王八，还有驴都挣了好多的猪窝。钱到最后集中到狼手上。如今，谁都等着狼把钱拿出来救命。聪明的你，如果你是狼，你会拿钱救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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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安同发自北京 多年后，当人们书写2008年的中国历史时，重庆“的哥”或许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这个生活不堪重负的底层群体大概没有料到，他们在11月3日那天的罢运将会掀开全国一连串出租车罢运的序幕。最近的一起发生在11月20日，广东汕头市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第二天，数百名司机聚集在市政府门前，呼吁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黑车”，整治运营市场秩序。

　　重庆“的哥”“唤醒”的不仅只有利益受到侵犯的各地同行，还有在过去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一直趋于保守的地方政府。“今年政府在处理这类群体性事件时，基本上做到了披露信息及时公开，处理方式以人为本。”危机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胡百精说，政府的决策理念和行政原则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不平静的十一月

　　率先被“唤醒”的同行来自离重庆千里之遥的海南三亚。11月10日上午6点，两百多名出租车司机聚集在三亚市政府门口，申诉三亚市一些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黑车太多等问题，要求与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接洽以尽快解决问题。三个小时后，甘肃省永登县司机罢运开始，全县共有合法运营手续的出租车280多辆，参加当天罢运的有160多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短短8天后，云南大理部分“挂靠”在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司机因不满公司一项新规定而集体罢运，并到大理州政府集体上访。

　　尽管罢运事件在全国此起彼伏，但司机们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表达利益的诉求。相比之下，甘肃陇南的群体性事件则掺进了些许暴力的色彩。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开始，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做出答复。陇南市委和相关部门的干部及时进行了接访，但未与上访人员意见达成一致。当晚，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部分聚集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打伤维护秩序的武警战士。

　　十天前，类似的场面也曾在深圳街头上演。11月7日上午，深圳宝安石岩街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整治非法营运统一行动，一工作人员举对讲机砸无牌摩托车致司机李某撞灯柱身亡。下午千名群众聚集示威，并烧毁了值勤的警车。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2008

　　如果把时间的镜头调转到整个2008年，比“陇南事件”更暴力的群体性事件远不只一起。

　　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针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开列的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群众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瓮安之所以发生暴动，是信息不透明所致。当地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在长达六天的时间里，由于死者家属怀疑李树芬被奸杀而连续上访上诉，但警方没有及时公布信息，致使谣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级为暴乱。

　　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将“瓮安事件”作为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反思样本，力争从中吸取教训，但这却未能阻止更多悲剧的发生。从7月到10月，接连发生了云南孟连县胶农事件等多起群体性事件。

　　与民争利是“罪魁祸首”

　　这些群体性事件一经媒体披露，迅速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地方政府与民夺利”被中国网民认为是“罪魁祸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农民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国一位资深评论员魏文彪说。《联合早报》评论说，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有的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2008年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中国查出“以租代征”、开发区擅自设区扩区、未批先用三类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件，涉及土地330多万亩。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建议说，政府应该早日退出市场资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观经济，制定游戏规则，这样才能降低政府的寻租空间。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中，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和经济结合得非常紧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中国历经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如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这样说道。

　　政府采取新思维应对

　　不过，纵观今年以来发生的一连串群体性事件，应该说政府已经在试图建立这样的协商机制。以重庆罢运事件为例。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薄熙来与重庆“的哥”及市民代表的这次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晓东认为，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比如提升出租车行业协会的地位，促使其健康发育，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使从业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

　　“连续几次的群体性事件，政府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政府开始意识到，公共利益就是大众的利益，哪怕是少数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它也会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利益来对待。”胡百精认为，一个社会最健康的状态就是能够把个体的困境转化为公共问题，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进行协商，毕竟社会对抗的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协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状态是局部出现问题后，局部去压制。

　　信息公开成为必须

　　除了以人为本，另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媒体报道比以往更为及时和公开。

　　重庆罢运事件在11月3日清晨7时左右爆发，新华社在早上10时许，先后就事件发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部停驶》、《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工，主要四大原因》等报道。内容不仅叙述事件，且更颇具理解罢工司机不满情绪的意味。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便主动邀请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此后，重庆市政府更是连续召开3次这样的新闻发布会。

　　敏锐的西方媒体立刻嗅出了其中开放的讯息。路透社评论说，当政府推行扩大社会安全网和同经济低迷作战的政策目标时，增加新闻报道的开放性也将对政府有利。对此，胡百精非常认同。“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及时本身就意味着主动。”胡百精说，此前这类信息往往采取“出口转内销”，如果自己的媒体先失声，那么我们将全面处于被动状态。“这是政府部门从"3·14"拉萨事件，"5·12"大地震，奥运圣火海外传递受阻事件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正如“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所言：“谣言止于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

　　然而，也有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以陇南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落款为“陇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情况说明函这样表述道：武都城区部分群众上访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信访干部公安干警出面劝导遭一些不法分子殴打致伤，导致60多名干部群众和公安干警受伤。

　　“一些地方政府有个思维惯性，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就认为一定存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这是不对的。”胡百精认为，政府不能武断下结论，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当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依照法律来处理他。但很多情况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因为利益受到伤害，只不过情绪的反弹更激烈，仅此而已。”

　　用对话化解对抗

　　在胡百精看来，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重庆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间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所以才避免了私下上访，激烈对抗。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仅仅因为社会情绪无法宣泄，信息暧昧不清，官民对话缺位。开辟新的官民对话渠道，保证它的畅通性，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胡百精认为，应该把对话能力列入公务员工作绩效的考察内容。“具体而言，一个公务员每周有多长时间在和他所"管辖"的社会公众在对话，这应该成为考核他的一个内容。”

　　他还建议说，中央有关部门应该进行一轮协商，邀请地方政府、媒体、学者参与，一起总结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学习应有的经验，然后将其制度化，避免涟漪效应不断发酵。”邱震海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杜绝官员腐败。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人民知情权，“发生问题时媒体监督将会帮助事件的顺利解决。”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下滑，部分失业的工人开始返回家乡

　　30岁的江西永修人蔡海华坐在永康火车站候车室里，一脸落寞。离过年还早，理想的工作又不好找，他准备先去在上海打工的亲戚那里玩几天，然后再回江西永修老家。

       几天前，蔡海华还是永康兄弟控股集团旗下一个专做电锯配件的四五十人小厂的工人。经历了好几个月订单严重不足，工厂将两条生产线停产一条，但又担心突然有了订单一下子招不来工人，因此不愿将人立即裁掉，让两条生产线上的工人挤在一条线上轮流上班。

　　断断续续被迫休息了累计半个月，蔡海华的工资只拿到五六百块钱，相比以前每月的一千七八，他深感不满——30岁的蔡海华还未结婚，而他江西老家光结婚彩礼办喜事的价钱已涨到五六万元，蔡海华对目前这点连自己都不能养活的工资深感不满。在已经陆续辞职的十多位工友的示范下，他决定先辞职回家，然后再作打算。

　　蔡海华只是浙江永康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今年下半年之后，工厂越来越严重的停产和与之伴随的失业、裁员，让越来越多的打工者被迫重新走上找工作的路。

　　只能上半天班

　　生产铝合金的浙江永康力士达集团办公室主任朱益新，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感受非常深刻。

　　9月份，肩负集团人力资源工作的朱益新去永康人才市场招过一次人。那时，他看到六十多个摊位挤满了前来招聘的单位。仅隔一个月到10月再去，朱益新发现偌大的招聘大厅空空荡荡，包括他的企业在内只有7家企业在招聘。

　　10月底，朱益新在当地电视台打了简单的招工广告，没想到应者如云。当记者在朱益新办公室采访时，就被不断打来的电话和亲自前来的应征者打断。“想想以前招人的难度，真是恍若隔世啊！”“去年只要你打个电话，用人单位问你人在哪里，马上派车来接你。”正在绍兴柯桥人力资源市场找工作的安徽六安小伙子李誉说。5天前，因为所在的安昌万邦包复纺织公司每月只能上十天二十天的班，收入大幅减少，加之他认为工厂有些化学气味有毒，李誉辞职加入找工作的大军。

　　在浙江绍兴市，纺织业的危机大量减少了企业用工数量。“上半年招人多的时候，我们这里每天能招上千人，八九月也能招上百人，但现在每天企业只招二三十人。”绍兴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李早兴说。

　　企业关门，更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推到了工厂之外。2008年7月，绍兴县夏履镇金雄集团停产，1200工人被抛出门外。由于当时纺织业形势还没有目前这么恶劣，多数工人都到夏履附近的纺织厂、服装厂、绣花厂等工厂重新就业。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停产或者裁员，工作已经越来越难找。杨正山就是10月初江龙控股倒掉后被抛向社会的纺织工人。在江龙时，杨正山是推布工，这个工种非常累，但只需要力气，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能拿1600元。

　　但近一个月来，老实肯干的杨正山每天几乎都去绍兴县人力资源市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或者骑着电动车到工业区挨家查看是否有招工广告，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其间，杨正山凭借自己长期做厨师的手艺，也曾到两个小饭店干过两天，但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干成。

　　杨正山现在还住在江龙原来提供的宿舍里，每月租金110元。位于绍兴柯北工业区的江龙印染，在厂子附近给员工找了两栋楼做宿舍，江龙倒闭后，这些人都各奔东西。

　　杨正山原来同一宿舍的四个人，两个回安徽老家，一个在绍兴县滨海工业区重新找到工作搬走了。但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杨正山和工友发现，这两幢宿舍楼还是有大概四成的人没有找到工作，整天在外面奔波。

　　实际上，据称倒闭后才知道有8个公司或者分厂的江龙，可能已将四千多人推向社会，加上金雄、五环、华联三鑫等四大停产企业，被推向社会的工人可能近万。

　　在苏州吴江盛泽镇，金蝶喷织的安徽六安人叶炎也发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叶炎最近在给家乡朋友打电话时发现，吴江好几年甚至包括春节都没有回老家一次的一些亲朋好友，最近已经携妇带雏回了老家。

　　小纺织企业裁人也相当普遍。在记者调查走访的绍兴柯北金龙工业园，原先有三十多人的永兴烫金厂只剩下十二三人，法兰德针织工人减了一半，忠福印花厂工人则从高峰时的四五十人降低到二十多人。

　　当然，也能偶尔看到少量招工广告。在离金龙不远的宝龙工业区忠前针织厂，记者就看到几个江龙的工人前来应聘的。

　　但也有很多老板，只是想在好招人的时候给自己储备一些劳动力，并不真正缺人。杨正山跟他的工友吴世林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吴世林被迫离开江龙后，曾在振越印染上班。但振越安排吴世林这个熟练印染工人继续当学徒，只给他很低的工资，吴世林4天后离开振越，干脆到更苦更累但收入相对高些的建筑工地上干活。

　　不容回避的大规模失业出现了。但到底有多少人，并没有准确统计。

　　到底有多少人失业？

　　实际上，从单个企业的情况来看，由于今年工价不断上涨，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

　　“我们厂的工人，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浙江永康市嘉禾工具公司董事长姜卫亮说。2008年以来，姜卫亮则裁减了将近100人，把工人人数降到了800。

　　绍兴的纺织企业老板李乾（化名）的工厂减人幅度更大。“年初我们有480人，现在只剩下270工人。”李乾说。

　　在绍兴县当地大型纺织企业天龙集团柯迪隆纺织厂，上半年至少还有七八百人以上，但现在只剩下约四百工人。仅10月一个月，就有上百人离开。

　　但到目前为止，整个绍兴纺织行业到底有多少人失业并且失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准确的估计。仅仅考虑无法计量的停产小厂，以及他们无法统计的工人数量，就足以让人挠头。

　　“按照我多年的经验，如果工厂减产，他一定会减人增效。”李乾认为，按照常理，如果目前绍兴纺织企业产量减少一半，由于要提高管理水平挖潜增效，工人至少得减少一半。

　　但实际上，由于企业普遍对前几年招人困难的局面记忆深刻，加之新人进入需要一个适应时间，刚刚陷入比较严重困境两个月的企业，担心万一接到订单难以立即招人生产，因此多数宁愿暂时给少量生活费让工人休息，将工人养着，也不愿立即将工人裁到位。

　　11月1日，记者来到绍兴柯北恒美公司宿舍，就看到5个工人在打牌。他们整个十月只上了10天班，但公司并不愿将他们中的任何人马上辞退。

　　“我估计约有两三成工人没活干。”绍兴县迷帅服饰老板夏越明说。实际上，按照业内多数人的估计，被裁、停产企业工人找工作还没找到而继续找工作或者回家的，目前应该在两成左右。

　　按照绍兴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绍兴县有56万就业人口，其中约26万在纺织业。但按照多数人的估计，外来人口，绍兴县就业人口可能有70万，纺织业就业人口可能有46万。

　　如此算来，纺织业两成比例的失业，可能造成绍兴县约10万打工者失业。

　　在永康，由于休闲运动车产量下降在四成，电动工具行业产量下降在三成且有三成左右企业停产，金属加工等行业的下降也在三成，所以失业可能较产量下降五成甚至更多的纺织业要好些。

　　但据记者采访的永康各业业内人士多数估计，失业者比例也在一成五至两成。考虑到永康本地人口55万，外来人口30多万，考虑到永康工业建筑业占经济三分之二的比重，则永康的失业人口也将超过5万左右。

　　但是大头还在后头。“永康50强100强之中，特别是做进出口的，打算提前放假的不少。”朱益新说。

　　李乾则认为，年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分水岭。年关前，没有好转希望的企业肯定将永久性给多余员工“放假”。(南方周末)

剧情介绍：
　　
由中英联合摄制小组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的系列记录片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全球播放，其中有些野生动物和风景的镜头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
　　
这部系列片将成为中英两国联合电视制作的一个里程碑，片名为《美丽中国》，在北京的一个典礼上上映，现场观众有幸对这一将成为经典之作的记录片投以惊鸿一瞥。
　　
《美丽中国》由世界闻名的英国BBC自然历史制作小组和中央电视台影视制作主力——中视传媒——合作制作。该片也是BBC和中国电视台的首次合作。
　　
《美丽中国》将全部以高清晰度方式拍摄，将使观众置身于中国的多彩风光中，包括汉代宫殿、蒙古草原和维吾尔的沙漠、丝绸之路、青藏高原。影片还包括罕见的大熊猫和一种珍稀的中国特有的食鱼蝙蝠的珍贵生活记录。
　　
BBC环球公司已经授权全球超过25个国家可播放《美丽中国》系列片，今后这一数字还将扩大。
　　
英国驻华大使欧威廉爵士在谈到这一系列片对中英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时说：“《美丽中国》是一部具有空前雄心壮志的自然历史系列片。该片的成功拍摄及制作不仅是两国电视节目制作合作的成功，也是中英两国创意产业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
　　
英国是创意产业的全球领军者，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音乐原创国和第二大电视节目出口国。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点击查看专访全文】

     茅于轼博客中国访谈核心提示：

———国营企业和政府不能搞单位自建房，我对廉租房的看法是要有水洗的公共厕所。
———高房价是市场主导的结果，政府方面也有原因，就是提供的土地不够。
———经济适用房的本质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的真正利益。
———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是要懂人权，否则是一个遗憾。
———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的三大危险， 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

    最近某媒体报道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单位自建房是开历史倒车”——这一“观点”，引来了多方面的质疑，但究竟是媒体误读了茅于轼，还是公众没有真正理解茅于轼？茅于轼是明确反对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经济学家，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民众也许是很难接受。作为大力提倡人权理念的茅于轼，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反对经济适用房呢？4月4日晚，博客中国就这些问题在茅于轼的家中采访了他。

单位自建房不能一概否定

　　【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南方某报曾经就此采访了茅于轼。茅于轼在回答博客中国采访时表示，是否允许单位自建房，首先要看单位性质，国营企业和政府不能搞单位自建房。】

　　博客中国：最近您关于“单位自建房”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您是反对单位自建房的对吗？
　　茅于轼：要看什么单位，民营企业没什么好否定的，他赚的钱他有百分百的权力去决定怎么花；国营企业和政府要否定，他们不能搞单位自建房，因为他们的资产是人民的，不能随便调动。

　　博客中国：就是说国营企业和垄断企业没有权力去支配它们的资产。
　　茅于轼：垄断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看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如果垄断企业是民营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博客中国：谈到单位自建房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区分单位的性质。
　　茅于轼：那可大不一样了，私营企业赚的钱他干什么都可以呀，你没有权力去干扰他。他买100栋房子，想要分给谁送给谁，谁也管不着，这是他私人的财产。

　　博客中国：据您所知，现在有没有明确制止单位自建房的法律或法规？
　　茅于轼：我不知道。这个倒用不着法律，从道理上就可以说明：政府手里的资产是老百姓的，你把它变成私人财产，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国企也差不多，手里的土地厂房，都是国有资产，不能随便花掉。

　　博客中国：我们知道，您是否定经济适用房的，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帮穷人买房”，而政府没有这个义务。
　　茅于轼：不是帮穷人，穷人你帮他他也买不起。经济适用房是帮“中高收入”的人买房——差一点或本来就买得起房，政府再帮忙，这个我不赞成。

　　博客中国：您主张建廉租房，那可不可以说“廉租房”是政府帮穷人租房？政府帮穷人合理吗？
　　茅于轼：对。这个事情值得探讨，但反过来问，政府解决穷人的医疗和教育，合理吗？这个道理差不多。当然，医疗最紧迫，不解决是要死人的。教育也差不多，每个公民应该得到起码的教育。住房的问题就有些争论了，是不是政府有义务给穷人租房？如果政府有义务的话，要给好的房还是差的房，如果是差的房又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
　　联合国《经济人权公约》里有规定，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是“经济人权”。但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争论。有人认为政府没有义务管就业，两种意见都有，我也不好判断哪种意见对。

　　博客中国：政府建经济适用房帮助中高收入者人买房，为什么就不行呢？
　　茅于轼：请问这是拿谁的钱帮他们呢？

　　博客中国：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
　　茅于轼：请问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帮那部分人买房呢？理由何在呢？

　　博客中国：那政府帮穷人租房就是天经地义、就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帮助穷人是对的，因为他没地方住，或者住得实在太差，帮穷人租房这个大家可以接受。

　　博客中国：廉租房的标准该如何界定？
　　茅于轼：很难界定，我自己心目中廉租房应该是每个人有8到10个平方米，有公共厕所，不是私人房间里的厕所。这是我个人的标准，不一定对。我对廉租房的看法是要有水洗的公共厕所。

　　博客中国：您有没有研究过国外成功的廉租房案例？
　　茅于轼：没有研究过，我听别人讲起过，也看到过美国的廉租房，但也不太成功。你记住一条，凡是市场决定的，都没问题；凡是政府决定的，都有问题。

　　博客中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之争的背后，可不可以说根本问题是户口问题？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没有户口会带来很多不便，比如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而在一些城市买房可以取得户口，租房的话自己仍然只是一个“过客”。
　　茅于轼：这是两回事，你讲租房总是“过客”，但本地人也有租房，北京户口的人租房也很多。就业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出在户口上，不在于是租还是买。

高房价是市场主导的结果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在回答现在的高房价是否合理时，虽然没有肯定的回答，但他明确表示，高房价主要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原因是其次。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茅于轼在“房地产是拉动GDP的重要产力”这个观点上，也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高房价，是市场决定的还是政府决定的？
　　茅于轼：有一部分政府的关系，有一部分是市场的。市场的关系呢，就是大家手里钱多，再贵的房我也买。如果房价贵了我不买了，不买了房价就掉了。

　　博客中国：高房价是市场占主导还是政府占主导？
　　茅于轼：还是市场占主导。我说政府也有关系，是指政府提供的土地不够，因为土地是政府管的，你把土地卡住了，供给就上不去。如果增加供给的话，价格就下来了。因此我们这个高房价，跟供给不足有关系。供给不足不是钢筋买不着，而是土地没有。

　　博客中国：但现在有很多商品房都空着，房子建好了没人买，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茅于轼：大家老不买，它一定得降。房子空在那里都是钱啊，一年两年三年卖不出去，房产商要赔死，非降价不可。而且现在也不是没有降价的空间，降了也不会赔，还是能赚的嘛。

　　博客中国：政府如果想托房价的话，也是托不住的。
　　茅于轼：现在政府不想托房价吧，政府想压房价。

　　博客中国：但是政府也没有想让房价掉下来。
　　茅于轼：对，政府现在说是稳定房价。

　　博客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领域，您认为最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
　　茅于轼：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其次是资金问题，这两样都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什么叫市场？就是你能买得到，你买不到是因为你不肯出高价钱，只要你能出高于竞争者的价钱你就能买得到，这就是市场。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的人能低价拿到土地和资本，有的人不行。房地产玩的就是土地和资本，而现在这两样不完全是按市场规则来分配，一脱离市场，问题就出来了。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房价合理吗？
　　茅于轼：这个我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我缺乏研究。有人说房价太高，也有人说房价不高，外国人到北京来，觉得北京的房价还算便宜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对将来也许会发生的通货膨胀等不安定因素的担忧，促使老百姓投资房地产？
　　茅于轼：不一定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现在的情况可以肯定的一条是，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把钱存进银行，只有2%的年利息，如果有个回报达10%的项目，那他就不一定买房了。

　　博客中国：茅老您有投资吗？
　　茅于轼：我基本上没有投资。我这点钱还犯不着费太大的劲去投资。

　　博客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房价到底是不是由市场决定。现在我们的房价不完全由市场决定。
　　茅于轼：对，但现在说老实话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房地产市场不理想，但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看北京这么多房，确实盖起来了，十几年功夫，时间并不长。解放之后到1979年，三十年间没盖多少房，人口增加了房子没增加，就显得越来越挤。现在大家住得越来越宽敞了。应该承认房地产做了巨大的贡献，它确实往市场化方向迈了一步，它脱离计划经济了。

　　博客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拉动GDP的一个产业，您赞成这个观点？
　　茅于轼：房地产是个很重要的产业，GDP靠它拉动，没错。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茅于轼是坚定的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将经济适用房批评为“特权房”，本质上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真正的利益”。“很多老百姓都上了当。”茅于轼说。】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到促进“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的目的？
　　茅于轼：根本达不到，而且破坏性很大。经济适用房已经造成很坏的后果，它把财富分配的规则破坏了，创造了很多贪污腐化的机会，使得大家想办法去钻营甚至行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规则不是市场规则。
　　当然破坏也不见得一定是坏，如果这种财富分配是给了穷人，大家也可以接受，虽然它破坏了规则。但现在要帮人去买房，为什么你要买房呀？现在很多人廉租房都没有，你还要大家帮你买房，这太讲不过去了。
　　经济适用房没有一点好处。这纯粹是政府讨好老百姓，破坏老百姓真正的利益，老百姓就上了这个当。

　　博客中国：但事实上有一些人确实买到了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为什么他们买到了而别人买不到？他是怎样买到的？

　　博客中国：通过排队摇号，摇到号了就能买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这是一个笑话，用摇号来分配财富，这是什么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摇号经济？要这样大家都去猜号了，就像买彩票一样。你想我干吗干活呀，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摇号摇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你创造的财富，能百分之百地拿回来。我创造了一万块块，我拿回一万块。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这样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政府，对您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观点比较赞同？
　　茅于轼：没有，他们还要继续讨好老百姓。很多老百姓也盼着，我手里有三十万，我要买套五十万的房子，希望政府帮忙出个二十万。

　　博客中国：假如我现在有三十万，想有套房子，市场价要五十万，你会给什么建议？
　　茅于轼：你得不到就没办法了，有三十万完全可以租房嘛，干吗一定要买房，满足一个私有的欲望，我看不一定要。

　　博客中国：您怎样从传统观念上去说服老百姓？中国人毕竟有一种“居者有其屋”的观念。
　　茅于轼：你们年轻人应该说服老百姓。美国租房的人占了30％，自有房率是60％多，我们的自有房率80％，已经偏高了。其实租房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年轻人，流动性很大，买了房怎么办？你要调动工作，不要说换城市，就是在北京城都会有很多麻烦。

经济学家不懂人权是一个遗憾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还十分关注人权。他认为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要懂得人权。经济学家茅于轼，会怎样表述“人权”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词呢？】

　　博客中国：我注意到人权也是您关注的一个领域，特别是近期您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和人权有关的文章。
　　茅于轼：对，人权跟经济是有关系的。

　　博客中国：您是不是特别希望人权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茅于轼：我是希望这样子。如果经济学家不懂人权，这是一个遗憾。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人权。全世界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人权国家。懂经济的最根本的道理，还是要懂得人权，人权是基础。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怎样？
　　茅于轼：有的不关心也不研究，有的也很明白但不说，因为有风险。

　　博客中国：那您为什么敢说呢？
　　茅于轼：我也是有保留的。一方面，中国的人权确实有进步，虽然问题不少，但跟二三十年前要好多了。当然这个进步不是恩赐的，不是领导人宽待老百姓的结果，而是斗争出来的。

　　博客中国：“人权经济学”这个说法是不是您的首创？您怎样给“人权经济学”这个概念下定义？
　　茅于轼：不是，我也没有叫“人权经济学”。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的。“人权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平等的交换”。自由平等是人权，交换是经济。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没有特权的交换。

　　博客中国：您对“特权”肯定很痛恨。那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不正常的高房价，有没有侵犯老百姓的人权？
　　茅于轼：没有，人权是自由平等，不是买得起买不起。

　　博客中国：那么，能不能把人权和房子联系上？比如说：按照正常的房价和收入，很多人本来可以买得起房子。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就是“特权房”——谁能买？有特权的人买嘛。这也是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它破环了自由平等的交换。谁有权力分配经济适用房？于是贪污的机会就来了。经济适用房是极不好、极其糟糕的一个政策。

　　博客中国：这是不是缺乏监督引起的？
　　茅于轼：不，监督也没用。贪污不是靠监督能避免的，而是要把贪污的机会取消，想贪也贪不起来。现在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贪污机会。
　　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没有特权的社会，市场也会造成贫富差距，但不会太大。全世界贫富差距大的，都是特权盛行的国家，你看日本，北欧的贫富差距就很小。
　　经济适用房就跟特权有联系。我们的贫富差距部分就是特权造成的。

　　博客中国：老百姓不容易接受您这样的观点。
　　茅于轼：老百姓是不容易接受，但也不是太难接受。

　　博客中国：我这么总结不知道对不对——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希望自己所做的事能够捍卫人权、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并且希望经济学家们都能以捍卫、促进人权为终极目标。
　　茅于轼：我希望这样，不光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都应该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人权特别特别重要，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21世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权越来越普及。
要特别强调的，首先是政治家。反特权是最重要的，平等自由谁也不敢反对，但你说反特权，有的人就不高兴了。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茅于轼：有改进，但是还不理想。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

　　【在采访中，茅于轼强调的一个是：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在他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大的危机就是“穷人造反”。】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批评也很多。
　　茅于轼：乐观是对前景乐观，过去改革三十年的成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博客中国：现在有些评价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您怎么看？
　　茅于轼：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前一阵子是在往上升，这两年有点徘徊、有点倒退。

　　博客中国：那倒退的原因是什么呢？
　　茅于轼：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过去的一套东西没有好好的批判，现在又有很多反自由主义的独裁思想冒出来，这是当前最危险的。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这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富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不是有罪的，所以我说我要帮富人说话。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所以不在乎是富人或穷人，而是该说的话就要说，不管是为谁。


　　博客中国：但也不能帮所有的富人说话。
　　茅于轼：这个不言自明，谁会帮贪污分子说话呀。但绝大部分富人是靠自己的创造得到了财富。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富增加，合理分配。我们国家财富增长不错，但分配不好，而且短时间内解决不好。

　　博客中国：您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茅于轼：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如果能造出个好社会那也拉倒，问题是肯定造不出来。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平的改良。

　　博客中国：茅老您平时上网多吗？
　　茅于轼：不太上网，我的消息主要是朋友发邮件告诉我的。

　　博客中国：谢谢您接受访谈

　　（完）　【点击查看专访全文】

脱产看了十天书，总算马马虎虎看了一遍，临场发挥出了80％，能发挥这个水平对于这个年龄来说应该算是状态良好。这是除了西方经济学外，俺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和资产评估相关，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懂些经济计量学知识，在构建模型的时候，在理论上是有指导意义的。课本对于计量经济学来说只能算初级，但对乐观同学来说难度还是不小的。虽只是看了一遍，累得也是腰酸背疼。差不多把概率统计随便复习了一遍，乐观都有些佩服自己了。

16：29分，还有一分钟的时候，交卷，走人。乐观迎着夕阳的余辉昂首阔步，仿佛是打靶归来的样子……

下次考试安排：

20090418：

上午：西方经济学 计算机在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下午：发展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线性代数

20090419：

上午：英语二（日语 俄语） 概率论

下午：国际经济学

还有最后一门课程！不知道哪位圣贤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句土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编筐织篓，全在收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正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双规”审查。

　　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此调查与其直系亲属以极低价购买房产有关。据悉，涉案事件是朱志刚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发生的。

　　案件牵涉房地产行业数人

　　今年3月，朱志刚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位居正部级。此前，他于1998年7月出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入列副部级，并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达7年之久。朱志刚同时还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长，他在财政部期间曾分管资产评估的工作。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朱志刚案由中央纪委领衔侦办，针对其经济问题的调查已在今年国庆前展开，但直至10月15日才正式对朱采取措施。目前，该案已牵涉京城房地产、会计行业的数名人士。

　　曾任财政部副部长7年

　　现年58岁的朱志刚，今年2月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0年7月至2007年5月，朱志刚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7年3月，在财政部原常务副部长楼继伟离任后，朱志刚成为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分管关税司、经济建设司、企业司、投资评审中心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部门和单位。2007年5月担任党组副书记。仅在一年后，朱志刚转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相信会有较大的中介机构卷入该事件。

部分存放于V3手机中的联系电话丢失，若你娃有幸属于此类情况，俺会问：Who are you？还请报上姓甚名谁，否则作为垃圾短信处理。因此若给你娃带来的不便，还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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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皇帝
姓名	李自成
庙号	无
谥号	无
陵墓	无
政权	大顺
在世	1606年—1645年
在位	1643年—1645年
年号	永昌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人称闯王、李闯。明末叛军首领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

目录 [隐藏] 1 兵变 2 征战 3 称王 4 入京 5 覆灭 6 其它 7 注释 8 参考

< type=text/java> // [编辑] 兵变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编辑] 征战

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佐挂的义军。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后李投奔张存孟的义军。在这期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降明。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

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是年六月，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竟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此时陈奇瑜竟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1]。

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2]，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合，乃分军东走。

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李自成竟大难不死。

[编辑] 称王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